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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小工是来钱的好办法，经韩红星向父亲请求，三个人一起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城里人一般不肯到工地干劳力活，抢着来做的多是附近乡下的农民，农闲时到工地挣点钱贴补家用。
父亲从十几岁开始干建筑这行，先在工地上做小工，后来拜师学了瓦匠手艺，干久了成为正式工，十多年前老队长退休，父亲因为人老实本分又兼念过私塾识得些字，被工友们选为队长，一直干到今天。
三个人被安排在酒厂的工地，工资一块钱一天。第一天干的活是用翻斗车推石子，将石子从几百米厂外的小洋河边运到厂里施工场地。
先由师傅做示范，用锨将石子铲进车斗，装满后用双手抬起斗车的两个把手，稍带点劲就能将车往前推，到了目的地将把手往高处抬，车斗便随石子往前面地上翻洒，紧接着将车把倒拉，车斗随车身离开石子堆，再抬起车把，车斗又回到车身，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韩红星从小到大没少在工地上玩，常看到工人干这样的活，可看似简单的动作，到了自己手上却分外的难。就说铲石子，看似简单，可一铁锨下去石子没铲到几颗，却铲出火星来，虎口也震得酸麻；装石子也有讲究，重心只能在车轱轳附近，靠后了车把重，运起来费劲，靠前了车斗会前翻。经过半天的摸索，三个人好不容易能将石子运起来。
扛水泥、搬砖头、拌混凝土，十几天小工做下来，手上已满是老茧，不过浑身的酸痛倒慢慢没有了。闲下来时，掰着指头算发工钱的日子，期盼早点凑足路费钱。
有时也在酒厂里四处溜，发现瓶里装的、坛里封的、缸里储的，旮旮旯旯的地方全是标着“黄海大曲”的酒。听会喝酒的师傅们说，最好喝的是那窖里的原浆酒，好酒的师傅们总找机会去尝上二口，酒厂里有俗成的规矩，在厂里喝酒不叫喝，叫品，算是正当行为没人计较。李爱民说等哪天发工资时，由他负责弄好吃的，也喝回那窖里的酒，一来庆祝下挣到钱，二来也尝一回好酒的滋味。
李爱民的父亲年轻时杀猪，因为有这门手艺，被食品公司雇去当屠宰工，年头干久了转为正式工，在食品门市卖猪肉，黄海镇凭票供应的猪肉都到这个门市买，8角钱一斤。现在双轨制，市场也有黑市肉，要2块多一斤，寻常人家不遇事不买这么贵的肉。
柴米油盐是过日子头等大事，肉有油水，而大家最缺的就是油水，所以，吃肉问题是黄海镇居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亦已形成了黄海镇的食**化。
先说买肉：到了食品门市，先凭猪肉供应证和现金到收款员那里开付货单，上面有排序，一匹肉上案是按顺序卖的，卖到的这刀肉你看中了就下手买，没看中就继续等，大家都看中时，按先来后到顺序，童叟无欺；肉贵，买了肉的人一般会较秤，如果2斤肉少五、六钱，买肉人会觉得正常，因为一刀肉剁下去，过完秤再用砍刀将骨头剁开，总有肉沬骨隙掉下来，就应该折点秤，要不卖肉人就折本了。但假如秤少得再多，就要“少一罚十”了。
再说卖肉：每天从食品公司运来多少肉，就开多少斤付货单，买肉的人多，来迟的买不到；买肉的人不多，没卖完的肉上缴公司。肉的问题是市民们的敏感问题，所以肉不好卖，秤高了肉卖折了赔不起，秤低了买肉的不答应，弄不好触犯众怒。李爱民父亲在黄海镇人称李一刀，过去杀猪时一刀毙命，现在卖肉也一刀准——接过买家的付货单瞄一眼斤两，将付货单往案板边细钢钎上一戳，提起砍刀就剁下去，上秤一过，至多再补点上去，砍成块，用油纸包上，隔着案板递进买家的菜蓝子里，一笔交易转眼完成。卖肉制度也健全，不仅有“少一罚十”的公示牌，买家会自行监督，公司也会突然来盘货，将你戳在案上的付货单和没卖完的肉加起来与总的重量核对，超出规定的误差就是问题，要么得赔钱，要么有贪污嫌疑，因此，没人敢不按规矩。
最幸福的是吃肉：大多数黄海镇人喜欢买较肥的肉回家，肉白熬油，熬好的油锁在碗柜里，缺油时拿出来补，家里小孩哪个表现好可以拿出来做奖励，吃饭时打开碗柜上的锁，用筷子挑点猪油放到表现好的饭碗里，吃到的特神气，没吃到的闻着油香流口水，决心下次也表现好，争取得到这么奢侈的奖励；将熬过油的肉渣和瘦肉、骨头下锅，就是一个家庭十天八日内最好的一顿伙食，姐姐让着弟弟，妹妹让着哥哥，吃到的肉少，吃到的幸福多；左邻右舍闻得肉香，会在自家的饭桌上讨论，哪天也美美地吃顿肉。
李爱民最让同学们羨慕的是吃肉不上计划，不是因为他家有特权，黄海镇没有哪家敢有特权，运动一个接一个搞了多少年，大家不敢不守规矩，现在运动不搞了，但规矩意识还在。李爱民家能吃到不上计划的肉，是因为有时门市里肉卖不完上交到公司，公司怕猪肉变质会折价处理，也无须凭供应证买，所以才靠山吃山，吃到不上计划且便宜的肉。城镇户口每人每月有2斤肉票供应，一般5口之家每星期能吃上一顿肉。
刘向阳家四口人每月有8斤肉票，极少舍得买肉吃，而是托李爱民父亲，等哪天有猪板油卖时通知他家，将板油买回来熬油，可以省下买食油的钱，油渣还能当肉吃解馋。
刘向阳家日子苦，他父亲生前是桥梁队工人，在一次桥下施工时被桥上掉下的石板砸死，留下六岁的他和两个更小的妹妹，就靠他母亲每个月二十多元的工资养活。直到他大妹妹刘向红去年招工到朝阳饭店上班，家里的日子才好起来。
九月的天阴雨绵绵，工地只能在室内作业，搞搞粉刷、做做杂事。小工的活是轻松了，可韩红星的心情却像外面的天，很沉很沉。对比两个月前坐在一个教室的同学们，经过一场考试，结果上大学的上大学，做苦力的做苦力。
自从李爱民提出去深圳闯的目标，大家为了路费憋足劲在工地上干，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韩红星生出想法：即便到了深圳又能干啥？难道自己有什么本领在这里无法施展而到了深圳就能发挥吗？电视上总宣传深圳欢迎人才，可自己算人才么？也曾跟着课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一旦考不上大学，连推个翻斗车都推不好，能有什么本领去闯深圳？
看不到出去闯的希望，就只能坐等命运的安排。会有怎样的命运安排自己？韩红星又想起黄老师常挂嘴边的话——考不上，城里的待业去吧，乡下去种田去吧。
直到此时，韩红星才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意，不由得庆幸起自已是城里人，可以享受到“待业”的待遇。
班里同学农村的住校，县城的走读，大家身份不同，作息时间不同，不经意间形成两个世界，老师也用“待业”和“回家种田”两种命运鞭策同学们努力学习。农村的同学要改变命运得跳出农门，唯一途径是考上大学，才能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并安排工作；县城的同学就是考不上大学也能通过招工找一份工作，所以，农村的同学为了能考上大学往往更拼，可即使这样，能考上的仍凤毛麟角。
对于韩红星这代来说，大学梦是渐行渐近的事。
上小学时，同学们都是红小兵，在学校里学工、学农、学军比学文化更重要，周围的哥哥姐姐从学校毕业后，上山下乡是最光荣的事。恢复高考后，黄海镇上人视考上大学为中状元，因为能考上的太少，没有哪家敢有自家出大学生的奢望。
读初中时，红小兵已改称为少先队员，上面也没有上山下乡政策了，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可以参加招工考试，成绩好的可到全民单位，成绩不好的只能到集体单位，工资待遇有差别，人们已能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等上了高中，上面在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政策辐射到黄海县，全县上下到处找年轻的、有文凭的人提拨重用，可大学生本就稀缺，能分到县城的更少，于是有中专文凭的也提拨重用。以前在单位当到一把手要到50岁左右年龄，这两年为了顺应潮流，有文凭的人越年轻提拔得越快。重视知识的改革终于触动了每个人的神经，大人们期望家庭里能出个大学生兴旺门庭；学生们期望自己能考上大学功成名就。
韩红星不是个心路高的人，对上大学本没有太大野心，只想高中毕业后找份工作。进入高中后，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模式让每个同学都认为考不上大学就是失败，母亲对自己上大学也寄予了太高的期望，才让自己有了考上大学的梦想，可结果却是失望。
王义军寄信回来，告诉大家他学的是电子专业，说大学里有教授，可同时替几百人上课；大学里不再男女授受不亲，男生和女生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同学；大学里老师不再为学习的事没完没了地唠叨，让人喘不过气来；周末假日可以出去逛商场、动物园，公共汽车一直通到校门口。总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读这封信的三个人无缘大学门，体会不到外面的精彩。小工才做了不到一个月，攒路费的计划就流产，原因是李爱民已找到工作：他符合顶替政策，准备到食品公司顶替他父亲上班，手续正在做，很快去单位报到。
“这是件大好事啊，有几个单位能比吃肉不上计划的食品公司好！”韩红星和刘向阳一致认为。
“可是，说好了一起闯深圳的，现在却失言了！”李爱民高兴的同时也不好意思。
“其实我妈也早跟我念叨，说宁愿在家待业也不到工地做工，就怕出事故。”刘向阳一直不好意思说他的状况：“街道照顾我家，已答应让我到街道的菜场里做管理员，工资8角，虽少二角钱一天，但比工地安全，也轻巧。”
本来，黄海镇人哪怕一直待业下去，也没人肯当建筑工人，既危险又苦，还没面子。当初三个人只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才到工地来做小工，现在李爱民找到工作要散伙，韩红星也看不到去深圳的希望，既然大家都失了奋斗目标，也就没必要将小工继续往下做，于是决定，等干满一个月，领到工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