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劳燕分飞

丘平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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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任凭又去学开车了,因为从全局的情况看,大家心思都不在工作上,大概是趁着新老局长交接的混乱之机潇洒几天。新局长叫秦勇,原来市政府分管环卫的副秘书长,五十多岁,估计也是最后一站了。他报到后匆匆和局里的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见了一面就消失了,也不知去忙点什么。而连局长的免职文件已经在会上宣布过,所以尽管他还在上班,已经没有几个人像以前那样毕恭毕敬地待他了,局里有几个受过他气的人还当着他的面说风凉话,说连局长啊,听说组织部要调你当副市长,你怎么不去上班呢?连局长气得没办法,只好苦笑一下拉倒。如今的人眼皮薄,台上台下就像夏天和冬天一样反差那么大。真是应了那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在台上的时候,人人都仰视你,所以你很高大,有一种威严,下面的人总是颤颤惊惊,如履薄冰;你下台了,大家能够平视你了,自然就能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思想来。

    机关里的人眼睛非常的亮,以至于什么时候卖力,什么时候偷懒都掌握得很好。现在新局长不在,正是溜号的大好时候,任凭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得出这样结论。于是他就叫上徐风到开发区去练车。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习,任凭已经基本掌握了驾驶技术,能够独自上路了。任凭觉得开车没什么学的,就是踩离合啊,挂档啊,踩刹车油门啊几个动作来回变换,只是要配合得好,俗话说做事容易做好难,开车也是这样,开走非常容易,但是要想开得又快又稳,机动灵活那可不是一日之功。

    这天任凭在开发区练车到中午时分,回去的时候徐风要开,他不让,说开着回市区一点问题都没有——刚学开车的人总是这个毛病,摸着车就不想丢掉。徐风只好坐在副驾驶位上,小心翼翼地看着前方,时不时地指点迷津。任凭驾着车上了通往市区的大路,不知不觉挂上了五档,油门也踩得很深,徐风看到仪表盘上显示的时速竟然到了一百公里,就提醒说慢点慢点,任凭看到大路上车不多,就说没事。正在说话的当儿,前面有一辆驴车横穿马路,任凭一时慌了手脚,徐风急得大叫,快踩刹车!快踩刹车!几乎站了起来,但是毕竟什么都在任凭的掌握之中,他没有应付紧急情况的经验,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右脚没有踩到刹车,反而踩住了油门,结果车像疯了一样向前窜去,任凭一看也急了,将方向盘猛地向左一打,轿车马上像箭一样向路边沟壕驶去,任凭只记得车被沟旁的一根电线杆挡了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任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顶洁白的病房里,身下是一张铁制的病床,自己的左边的大腿打着绷带,挂在一只铁架子上,腿的中间横穿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钉,铁钉的两端系着白白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是像巨大秤砣一样的铁家伙。任凭想动一动,可是浑身就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身旁坐着妻子乔静和女儿粟粟,乔静脸上的泪痕还未干,女儿好像发现任凭醒了过来,惊喜地叫道:“爸爸醒了,爸爸醒了!”然后围在任凭的跟前问这问那。乔静明显地表示了喜悦,但是也没多说什么。

    “这是哪里?”任凭问。

    “骨科医院。”乔静说。

    “爸爸,你知道我和妈妈有多难过吗?妈妈一直趴在床上哭。我也哭了好几回了。你开车咋那么不小心呢?以后再不要开车了!”粟粟拉着任凭的手,说着又哭起来。乔静背过脸去抹泪。

    任凭眼里也涌出了泪水,用一只手抚摸着粟粟的两只小辫子说:“是爸爸不好。”

    “不过爸爸好幸运,没有死,要不然我和妈妈会伤心死的。”粟粟哭着说,她童言无忌,对死说得那么轻松。

    乔静站起身,从一个小茶几上的保温饭盒里倒出一碗肉丝面条来,然后端到任凭的面前,拉过一只方凳坐上,一手端着碗,一手拿勺,准备一口一口地喂任凭。任凭动了动身子,想坐起来,可是没有成功。

    “别动,我想办法让你舒服点。”乔静说。她把碗放到小凳子上,然后转到床的另一头,将一个铁摇柄摇了几下,任凭的身子折起来很多,这样就舒服多了。

    “这样好了吧?”乔静问。

    “好多了。”任凭回答。

    “来吧,吃饭。”妻子的话声音不高,却充满了温柔。她端起碗,舀了一勺面条,送到任凭嘴里。任凭这才想起来,自己中午没有吃饭,那时说不定自己正在手术室里被抢救。看看房间里斜射过来的夕阳,估计已经下午四五点了,自己已经近十个小时没吃饭了。他只觉得到嘴里的面条不经咀嚼就进到了肚子里,况且奇香无比,恨不能一下子将碗里的面条全都吞下去。他太饿了,车祸没有摧毁他的消化系统,反而使它们的功能更强了。

    “爸爸,面条香吗?”粟粟问。

    “嗯,香,香。”任凭忙不迭地点头说。

    “妈妈在这离不开,还是我出去买的呢。”粟粟骄傲地说。

    “粟粟真有本事。”任凭夸奖道。

    “粟粟,去写作业。”乔静朝粟粟说道。

    粟粟答应一声,从病床下取出书包,掏出暑假作业,趴在那个小茶几上写起来。

    任凭一连吃了三碗面条,他边吃边看着妻子专注地喂自己时,感动得流下泪来。他想着这几天和妻子离婚的前前后后以及自己做的对不起妻子的事情,不禁羞愧满面。

    “乔静,真对不起。”他说着,又有两行热泪滚落下来。

    “别说了,人都成这样了还说这干啥?”乔静制止着他。

    “我做得太不像话了。请你原谅。”任凭继续说。

    “有个情况我给你说一下,徐风没事,只是身上挂了几道血印子。现在已经去修车了。”乔静把话岔开了,可能现在的环境下她不想提这个令她伤心的话题。

    “真是万幸,要是他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真不好交代。”任凭后怕地说。

    “另外,还有一个叫黄素丽的同事来看过你,那不,墙角那个花篮就是他拿的。”乔静指了指病房的一角,那里有一个扇形的花篮,那些康乃馨、玫瑰、百合等花或艳或媚地开放着。任凭的心头又掠过一丝愧疚。唉,自己是怎么变成了花花公子的呢?原来自己可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哪!乔静还不知道自己和黄素丽的关系,要是知道了她不气得翻眼才怪!

    任凭看了一下自己住的病房,一共有两张床,另一张床在自己的南边,是空着的。忙问乔静那床上有人没有,乔静说不知道。任凭想到骨科医院办公室的老张前两天还找自己办事,就让乔静找到自己的手机和商务通,在床上给老张打了个电话。老张很快就跑来了。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但是很精干。他到病房里一看就说,住这里怎么行呢?条件太差了,我马上安排调到高干病房去。任凭说不要太麻烦了,等两天再说吧。老张说不能让大处长你受委屈。

    果然当天下午任凭就调到了一间既宽敞、装修又好的房间,调房的时候来了一大帮护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完成,因为任凭的病情特殊,一条腿还打着铅坠。新调的房间号是306,这是一个小型的套间,外间有一套沙发和茶几,还有一张陪护床,大大的彩色电视机应任凭的要求被搬到了里间。任凭在这间病房里,心情比在那间小房子里好多了。

    以后的几天是绵绵不断的看望大军。第一天主要是城建局部分中层干部。除了新来的秦局长没来,其他的领导班子成员都来了,裴京也来了,是和张亮一起来的,来后基本上没坐多长时间就要走,说是单位的事情很忙,得赶快回去应付,裴京表情奇怪而复杂,笑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像哭。他象征性地和任凭商量说处里的工作暂时由张亮来负责,你看怎么样?当着张亮的面说这话等于是不说,任凭当然不好说什么。裴京还说秦局长现在在政府那边有点事需要处理,让他代他向任凭表示问候。大部分的中层干部(包括处长副处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是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来的。当然其间也不乏一般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有的是凑着和处里的同志一起来的,有的则是单独来的。凑着一起来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用单独买礼品了。单独来的大都和任凭有点私人交情,或者平时找任凭帮过忙。第四天二级机构的领导才陆续来看望。而这时的来人的成分就复杂起来了,许多市管单位的部门负责人开始来了。

    礼品和鲜花已经堆满了房间。礼品主要有吃的喝的,也有用的,但是较少。大都用精美的盒子装着,长的、圆的,高的、矮的,奇形怪状的都有。颜色红黄绿蓝各具。刚开始乔静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盒子放到茶几上、桌子上,后来实在太多就随地一放,再后来地上也开始摞起来了。那些花篮倒是大同小异,都是一个小白篮子里放些绿色的花泥,插上时下流行的花,再加上一些满天星、青竹叶点缀而已,但是这些花放在一起形成的气势确实令人赞叹。用一个词形容一点也不过份,就是“花卉如潮”,那些大大小小几十个花篮摆满了里外间的每一个角落,从地上到床头,从沙发到茶几再到窗台,甚至电视上面,只要有一个能承受东西的平台,就放有花篮。那些大大小小的食品盒已被鲜花覆盖。总体看起来,那些花篮非常有层次感,整个房间就像长满鲜花的山坡。

    粟粟高兴得手舞足蹈。她就像一只花间的蝴蝶翩翩地飞舞着,一会儿闻闻这朵,一会儿闻闻那一朵,喜欢得很了就摘下来拿在手里玩耍,刚开始乔静还制止她,后来花多了乔静也就不管了,干脆随她便混去。当然最累的要数任凭了,只要有人来,他的嘴就不得闲,一遍遍重复着那不多的故事情节,一次次地用嘴迎来送往,直到口干舌燥还得说。怪不得大领导得病住院要设接待处,看来他们实在是应接不暇。

    第四天开始,看望大军的成分基本上变成了企事业单位管后勤的了。注意,这个时期有明显的特点。一是拿的礼品明显地变化了,花篮明显地减少,实惠的东西明显增多。二是拿干礼的大增。什么是干礼?钱也。很多人都是用本单位的信封装上五六百元,上面再写上“祝任处长早日康复”等字样,后面还有落款。有的不好意思当面交接,就藏在所带的礼品当中,比如放在水果篮中。送礼也是一种艺术,怎样做到送礼数量适当,方式容易被接受,又能达到送礼的效果,确实值得去研究,不知道现代礼仪学开设不开这门课程。不过很多东西都是从经验教训中得来的,据说包工头送礼的时候怀里揣一个微型录音机,把送礼的过程录下来,以免将来中不了标的时候讨要,大约相当于收据的功能。他可能是从血的教训中得来的,比如有一次他给领导送了多少万,最后也没揽到活儿,找这位领导去要时,他却不认帐,包工头手里没有证据,只好自认倒霉。

    乔静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刚开始的时候,她显得有点惶恐,总是想法将钱退给主人。有时为了将钱还给人家,甚至追到门外。后来任凭告诉她没事,她才惴惴不安地收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十天下来“干礼”已有两万多元了。

    大约十几天以后,任凭的病房里才渐渐平静下来,但是平静下来后,他觉得有一种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包围着自己。终日看着白得有点无力的天花板,眼看着那些花篮上的花逐渐凋萎下去,失去了往日的生气,任凭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沧桑感。看到那些可怜的花朵,任凭感到了生命的短促和脆弱。那些食品之类的东西他让乔跃拿走了很多,剩下的水果之类有的腐烂了,有的虽然表面上看着好好的,实际上已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电视没有意思,书看不进,动又动不了,真是痛苦至极。他已经没有了在调研局时的那种读书读到出神入化的心境了。那时他坐在办公室里一晌甚至一天可以不动不说话,只需要有一本好书读着就可以。别人打牌的喧闹、甚至是数钱的“哗哗”声都干扰不了他的思绪。那是一种多么令人怀念的境界啊!不慕荣华,自甘寂寞,雷打不动,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自从当了这个处长,就再也耐不住寂寞了。为什么?静下心来的时候,任凭总是扪心自问。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对立的两个存在吗?难道拥有了权力、金钱很快就会将高雅、静笃、玄远逐出吗?那么,是物质世界是高尚的呢,还是精神世界更高尚?任凭搞不懂,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任凭的腿伤才过了一二十天,看来离痊愈还得一段时间,他真的急了,没事就坐起来躺下,然后再坐起来。后来医生告诉他需要静养,这样剧烈活动上身对伤情没好处,为此他还和医生拌了两次嘴。乔静实在招呼不了,就又打电话让粟粟的姥姥来,这样粟粟可以有个人照看。

    徐风已经把车修好了,还好,机器没怎么损坏,花了几千元就修好了,但是徐风上次来的时候说,现在车基本上归张亮使用,说是裴京安排的。任凭听后顿时有一种失落。但自己也不好说什么,自己又没上班,怎么一直占住一辆车呢?

    这天上午黄素丽来看任凭,聊了一会儿工作上的情况。临走的时候趁乔静扭脸的时候,偷偷塞到任凭手里一个信封,然后就告辞了。任凭顺势把信封压到了身子底下,趁乔静出去方便的时候就掏出来看,只见上两张信纸上面写着:

    任凭学兄:

    我走了,正好我的实习也该结束了。本来我不想告诉你,害怕影响你的情绪,但是不告诉你我心里又不安,毕竟我们还朋友一场,是你帮了我,使我人生的第一站度过得很顺利,在这里感激的话就不多说了。毕竟不辞而别是不礼貌的。

    昨天张亮找我谈话,说咱们这个处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意思是要我走。我说我来的时候是经过你同意才来的,是不是要跟你打个招呼?他说不用了,这是局长定的,不需要跟你说了。有个信息需要告诉你,据我观察,有人想把你从现在的处长位上挤掉。张亮和裴京天天泡在一起,肯定在搞什么名堂。前几天全局有一次机构改革前的民主测评,你的不合格票很多,不知怎么搞的。反正你今后要小心,我看机关里表面上你好我好,实际上暗地里却在勾心斗角。

    我在不知不觉中就做了你的情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我们相识相恋是不符合现实道德的,但是我们两情相悦,又是符合大道的。你是上天赐予我的,我也是上天赐予你的,我们相互拥有。你也许还不了解我的爱情观,我的观点是:“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爱情就像春天的花朵,风和日暖时开得很灿烂,一旦秋风乍起,就会飘零憔悴,漫天大雪到来时连一个花掰也找不到了。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爱情,所谓的“海枯石烂心不变”只是古老的神话或者是苍白的誓言,暂时安慰一下自己可以,如果真的相信那才是傻瓜。我从来不对爱情抱过高的期望,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觉得我们已经过了拥有爱情的阶段,再交往下去只能是商业交易,假如你仍然愿意和我交往的话。从你对我的态度看,你的感情已经变了,既然这样,我就知趣地离开,省得再落得个受伤者的下场。我对那些没有了爱情仍然缠着人家的女人非常反感,觉得那样的人有点像赖皮,好时如胶似漆,散了各奔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大智者应该达到的境界。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一种深深的失望,就像是猴子捞月亮时一样,看着有一只漂亮的月亮在水里,用手一抓,它却碎了。理智可以控制思想,但是控制不了感觉。

    临别无以相赠,把我们去黄山时填的一首《蝶恋花》词抄在这里相送,也不愧念了几年中文系,全当是附庸风雅,让你见笑了:

    天下黄山知何处?

    烟雨迷朦,

    群峰无踪迹。

    千回百转路益奇,

    万千气象皆蒙蔽。

    夜阑漫议鸳鸯事。

    凉意如水,

    西装作我衣。

    双雁无情单飞去,

    孤女泪洒露草地。

    祝你早日康复!

    *

    黄素丽

    7月20日

    信写在两张城建局的稿纸上,信封也是城建局的,信封上没有写任何字。任凭正在看信,忽听门口有脚步声,他赶紧将信压在床下。这几天他有一种预感,自己的处境将会不妙。俗话说:国家将兴,必有征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冶。一个人的命运也一样。现在的种种征兆对自己都不利。

    中午乔静给他下的饺子他吃到一半就不想再吃了。这几天他一直没胃口,可能是卧病在床的生活催垮了他的味觉系统。他把碗放到那张小方凳上,让乔静打开电视。现在电视是他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离了这个媒体任凭就成了瞎子聋子,什么也不会知道。电视上演的是一部无聊的古装电视剧,一些动作和道具都假得让人可笑。他让乔静换成中州市电视台的节目,因为现在正是地方新闻的播出时间。

    会议,领导参加的会议,没有意思。领导调研、视察,还是没意思。领导参加开业剪彩,更没意思。全是领导的镜头,天天新闻开篇都是这个模式,况且领导出场的顺序全是按职务的排序。先书记,后市长,再副书记,再常务副市长,这个不能错,错了那就是犯方向性的错误,可不得了。这样十几分钟任凭忍耐过去了,经验告诉他,真正有价值的新闻往往在最后几分钟。因为刚开始时的新闻都是歌功颂德的,只有最后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暴露一点问题。任凭期待的新闻终于来了,但是这个新闻却给他致命的一击。播音员报道说,昨天晚上本市重点工程东方大厦建筑工地发生坍塌事故,睡在工地的两名民工一死一伤,伤者已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电视上播出了现场画面,只见已建到三层的大厦的一个角坍塌下来,形成一堆瓦砾。大厦就像神话故事里描写的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斜东南一般失去了一角。周围围了很多看热闹的民工,一名血肉模糊的民工半裸的尸体横卧在瓦砾堆旁。

    任凭惊得目瞪口呆,张着的嘴半天没有合上,乔静也发现了异常,但她没有注意到是什么让任凭震惊。只是随便地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任凭这才合上了嘴,焦急地对乔静说:“快,把我的手机和商务通拿过来,快!”

    乔静去挂着的小包里去找任凭要的东西,嘴里仍然问:“啥事这么急?”

    任凭说:“东方大厦塌了!”

    “啥?你再说一遍!”乔静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乔跃干活的那个大厦塌了!”人凭提高了声音说。

    “怎么可能呢?好好的大楼怎么会塌了呢?乔跃怎么样了?”乔静显然受到了震动,说话竟然变了调。

    “别罗嗦了,快点吧你!”任凭有点急了。

    乔静从那个小黑提包里掏出任凭的手机和商务通递了过去。

    任凭很快就找到了东方建筑公司公关部长郎建设的电话,然后拨过去。

    手机占线,显然郎建设没在家闲着。任凭找他主要是想问一下乔跃的安全情况。

    “情况怎么样?乔跃有事没有?”乔静靠近任凭的手机听着,希望能听到哪怕一丝信息。

    “电话占线。估计没事,乔跃住的那个地方有空调,他不会到工地上去睡的。”任凭判断说。

    “那也不放心啊!你快点打电话呗!这个乔跃,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过来说一声呢?让人挂念得慌!”乔静急得团团转。

    “不行你去看看吧。我刚吃过饭,也不解手,你去吧。”任凭对她说,任凭心里也犯嘀咕了,要是安然无恙,为什么不来说一声呢?打个电话也行啊。

    “那好,我打个的去吧。”乔静说着,就穿好了衣服。“有什么事,你可以叫护士。”

    “没事,我是个大活人,除了腿不能动别的都好好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任凭说。

    乔静出了门走了。任凭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手机给李南山拨了个电话,让他赶快过来一趟。李南山已经来看望任凭两次,他现在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业余时间都很清闲的。再说任凭除了李南山之外几乎没有很知心的朋友,现在任凭遇到了麻烦,只有和他商量了。

    十几分钟后,李南山来了。

    “今天的本市新闻看了吗?”任凭问。

    “看了,我和郎建设还通了电话。”李南山坐到那张小方凳上说,“我认为不会牵涉到你。话又说回来,即使调查到了你,也不会有你什么责任。”

    “怎么见得?他们的施工许可证可是不应该发的啊。”任凭不以为然地说。

    “你想啊,他当时办证的时候提供的手续不是齐全吗?你的档案里存的东西一点不差,你就说当时都审查过了,他们能拿你怎么样?”李南山继续说。

    “关键是他们的建设资质复印件是假的,一查就能查出来。”任凭担心地说。

    “要是想保险一点,”李南山思考着,“那就让他们花钱找假证贩子做个假证,就说当时办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拿的是这个假证,这样可以开脱你的责任。”

    “也只能这样了。”任凭叹息说。他让李南山把自己的包递过来,然后掏出那张神通卡递给李南山。

    “你这是干什么?”李南山不解。

    “那就拜托你了。我现在是个废人,哪儿也去不了,就劳驾你跑一跑,该送礼送礼,该花钱花钱,这上面有五万多块钱,你看着处理吧。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摆平这件事,随时关注事态的发展。”任凭说完又告诉了李南山卡的密码。

    这时乔静在东方大厦工地打来电话。

    “没有见乔跃的影啊,工地上的民工都走了,问别人都说不知道,怎么办哪?”电话里乔静很着急。

    “房间里没人吗?”任凭问。

    “没有。从门缝里看,他的铺盖都好好的。”乔静说。

    “那就证明没事。他们的经理呢,见着了没有?”任凭又问道。

    “没有见着,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乔静回答说。

    “那你就到医院看看,只有这一个渠道了。”任凭说。

    “万一他要是有点事可咋办呢?”乔静几乎是哭着说。

    “没事的,你去吧。”任凭尽量说得轻松些。

    任凭忽然想起李南山说的昨天还和郎建设通过电话,就让李南山和郎建设联系,结果一打电话就通了,李南山把电话递给任凭。任凭问了他乔跃的情况,老郎说,他们经理派他到医院陪护那名受伤的民工了。任凭这才松了口气,又问了一下事故的其他情况,老郎说市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调查这件事。其他情况就不知道了。

    通话后任凭稍安定了些,他把电话交给李南山时问,他怎么一打就通,李南山说老郎的手机号换了。这年头变化真快,怪不得联系不上呢!

    关于东方大厦坍塌事件进展情况的消息不断从李南山那里传来。现在事件调查组已经开始了全面的调查,组织民工施工的包工头已经不知去向,调查组只好找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调查。据初步查明,事故的主要责任还是在建筑公司,原因是使用的钢筋水泥不合国家标准,肯定进料时进料员吃了人家的回扣,降低了标准。调查组很快就进驻了城建局,查证建筑公司的施工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任凭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他在病床上躺着,心却早飞回到单位。他给几个平时和自己比较能谈得来的同事打电话,侧面打听事件的进展情况。催李南山快点活动,李南山说已经请调查组的几个人吃过饭,况且进行了初步沟通,估计问题应该不会闹大。但是令任凭担心的是,调查组肯定要通过他这个业务处来查证东方建筑公司手续的真伪,如果单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手续没有任何问题,符合一些要件,但是现在是张亮主持工作,而他和裴京都正在挤兑自己,巴不得自己赶快出事,这样好趁机取而代之。最要命的是张亮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要是说出实情来,谁也没门儿。

    这天调查组的人在局里的纪委书记陪同到了任凭的病房里。任凭早就想好了,假如调查组的人问起来办理施工许可证这件事,自己就一口咬定他们的手续是齐全的,别的情况一概不知。

    谁知调查组的人已经找张亮落实了假资质证书复印件的情况,到医院询问任凭的时候直接就说,当时是不是知道有一个复印件是假的。任凭当然不会说知道,并且装出惊奇的样子说,怎么会是假的呢?真是不可思议。关于东方建筑公司送礼的事张亮不知道,所以调查组也不曾提及,否则就真的完蛋了。

    询问进行了两个小时,基本是围绕着资质证书复印件的事情展开,别的都没有涉及。从调查组的态度来看,李南山做的工作还确实起了作用。他们态度很和蔼,从来没有问很尖刻的问题,从来没有把任凭弄得下不了台,对任凭也很尊重,始终以处长相称。最后象征性地让任凭写了一个情况说明。任凭照办了,并且摁上了自己的指印。

    这样调查了一次他们就再也没来,关于这件事的消息面也开始沉寂起来。事情刚发生的时候,电视台、晚报还有广播电台各新闻媒体都在炒作,声称要作追踪报道,时时予以关注。并配发了评论,对此大加指责。但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好像已经被新闻单位淡忘了。但是据李南山说,公司方方面面都做了工作,包括新闻媒体。如今的媒体有这样的特点:刚开始雷声大,到后来雨点渐小。为什么?一篇批评的报道一出现,当事人就到处托关系疏通,花钱将事情摆平。新闻单位也是人在管着,记者编辑也是人,是人就处在这个社会的巨大关系网中,受到方方面面的牵制。比如宣传部就管着新闻单位,新闻单位是党的喉舌,宣传部是党,自己的舌头自己当家,那不是叫它说什么它说什么吗?还有组织部,管着你的乌纱帽,不听话就摘乌纱,看你怕也不怕?肯定怕。哪个当官的不怕这一招?摘了乌纱的官员,就像煺了毛的公鸡,简直难受至极!当然他们最怕的还是书记市长了,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因为说到底是书记市长拿着他们的乌纱的,组织部只是帮他们保存一下官帽子而已。

    这段时间任凭的心情又好起来,因为他的伤情有了重大好转,腿上的钢针抽掉了,夹板也取掉了,据刚拍的片子反映,骨折的地方愈合很好,医生嘱咐他可以下床锻炼着走路了,并且说,如果他愿意,可以出院回家休养。经过这场人生的劫难,他对人生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看来死亡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正如那些大的哲学家说的,人一出生就在追求死亡,那就看是怎样死了。这次,他成功地躲过了一次死亡,说明他的死期还不到,剩下的时间要好好地活着,不辜负这美好的时光。与这美丽的生命相比,有些痛苦算得了什么呢?比如职务的升降,权力的得失等等,何必为此而耿耿于怀呢?

    为了能够顺利地锻炼走路,他买了一只拐杖。刚开始试着走时很艰难,左腿因为长时间不用,几乎变得没有了知觉,就像是别人的腿一样,需要慢慢地去唤醒它。妻子乔静天天搀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往往浑身是汗,但她从不说一个累字,铁的事实告诉了任凭婚姻的另一层含义——相互扶助,也许这是许多人不放弃婚姻的原因。现在婚姻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子,夫妻双方各是这个“人”字的一条腿。

    在病房里闷了一个多月,时令已经发生了变化。夏天已经悄悄地退去,秋天正在慢慢地逼近,那种如火焰般烤人的感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秋天那种旷远的、即将寥落的感觉。时光的流转正如那太阳的东升西落一样进行着,遵循着古老的永恒不变的规律。太阳真伟大,全世界的人类都应该感谢它,它的光辉永远免费为任何人服务——不管你是高官还是平民、富翁还是乞丐、公主还是妓女、思想高尚者还是灵魂卑下者——它都一视同仁。这位伟大的阿波罗还是慈悲的化身,为了让人类更好地生活,把自己和地球的距离调整得不远也不近,不会太近了把地球烧焦,太远了把一切冻僵。同时为了让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还变换着照耀的角度,让美丽的地球有四季之分。人们真应该设祭坛祭祀太阳,而不应该去祭祀那乱七八糟的神灵。

    这天任凭刚刚锻炼完回到病房,单位来了几个人。有组织处的处长、纪检委副书记,还有人事处的处长。任凭一看这么强大的阵容来找自己,肯定是跟东方大厦的坍塌事件有关,因为在此之前任凭就听李南山说,市政府对坍塌事件已经有了处理结果,即对东方建筑公司罚款十万元,责令尽快办理有关的手续,并赔偿相应的损失,对城建局等有关局委给予通报批评。纪委副书记在几个人中年龄最大,威望最高,所以代表那几个人正式给任凭谈话。局党委根据这次坍塌事故中任凭所负的责任——即把关不严,违法给东方建筑公司办理了施工许可证,给予任凭撤销业务处处长职务的处分,同时调离业务处,到办公室任主任科员。任凭听后表情木然,长时间不语。尽管这两天他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并且预感到自己的结局,听后还是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失落。毕竟自己是官场上走的人,现在的官场中人都是像爬梯子一样一级一级地向上爬,基本没有向下的,只要你不贪污不受贿。不像古代的官吏,皇帝一不高兴,一品二品贬成个五品六品就像开玩笑一样,所以古代官员遭贬后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愤愤不平,笃信老庄,吟诗作赋,抒发胸臆,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取得辉煌成就的催化剂。像白居易、韩愈、苏东坡、柳宗元等等都是,简直不胜枚举。也不像文化大革命中的翻烧饼,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

    又过了几天,任凭就出院了,他打了个的士——那辆暗绿色的桑塔纳轿车已经易主,他已经没有权力使用它,又不想给办公室打招呼。任凭拄个拐杖一瘸一拐地和乔静走到医院门口,乔静向一辆红色富康招手,这时骨科医院办公室的老张走过来。

    老张离很远就打招呼说:“任处长,你的车没来?”

    任凭说:“单位这两天忙,顾不上,没让他们来。”说完就要上车,老张神秘地把他拉到一边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住院惊动了院长啊!”

    任凭不解地说:“你真会开玩笑,我又不是什么要员,怎么会惊动你们院长呢?”

    老张悄悄地说:“有一天院长把我找去问,那个306房住的是什么人?我说怎么了?他说,看着起码像个市级领导,要是那样,我还得赶快去看看哩。我们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市级以上的领导住在我们医院,院长都要代表领导班子去看望。结果我说是你,院长惊讶地说,有个护士来汇报,说306房住了个领导。院长说,谁呀?护士说不知道。院长说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是领导?护士说是猜的,因为从住的房间和送的礼品来看是领导,满房间都是花呀礼品呀等等。后来院长又亲自把电话打到市政府和市委办公厅去问,才知道没这回事。你说可笑不可笑?”

    老张嘿嘿嘿地笑着,不知道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是想讨好任凭,让任凭觉得自己的身份不一般,还是表表自己的功劳,让任凭知道给他安排的房间不错。他并不知道,任凭听到这些心里像针扎一样的难受。是的,那些都过去了,是属于过去的辉煌,现在自己是个戴罪之人,是个遭贬谪的处长,自己出院都没有车坐,又重新回到了以前的打的生活。

    红色的富康轿车停在那里,乔静等得不耐烦了,催他快上车,他在老张和乔静的搀扶下坐到了出租车的后座上,在进车门的一刹那,他发现出租车顶上写着“TAXI”字样的白色吸顶灯,就像长着一个肿瘤一样难看。

    任凭又在家休息了一个月,腿基本上好了。人有个毛病,工作着的时候希望休息,休息时间久了又希望工作。尽管现在很失意,任凭仍然选择了去工作。他也想到过自己的未来,仕途上近期内肯定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因为机关里的人一旦受了什么处分之类,想东山再起就难了。任凭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这一停顿就得几年,提拔的希望很渺茫。如果辞职吧,自己除了在机关混日子,实在没什么看家的本事。据说东德并入西德后,连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都失业了,原因是他除了当官外,别的什么都不会。

    有时候他也想给张书记打个电话,但是又一想,有什么用呢?他已经调到外地市任巡视员,又不是到省里任个副省长什么的。“当官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他已经帮不上自己什么忙了。

    他又将自己原来在调研局上班时的那辆破自行车找来,这辆车在自己的楼下沉睡了半年多,上面落满了尘土,车把、车圈锈迹斑斑,车胎早没了气。任凭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它摆弄好。然而他却骑不上来,老是左右摇摆。再说,心理上老是别扭,总是想起自己有车的时光。看来适应这种生活还需要时日。

    他的办公室在十八楼。他拥有一间办公室的时代结束了,他和一个退了休又返聘的老头坐一个房间,这老头姓庞,人称庞老师,负责编辑出版一本《中州城建》杂志,戴一副老花眼镜,看书和文件的时候透过镜片,看人的时候通过镜片的上方。

    办公室主任李正给任凭分配的任务是分管文字工作,说这是裴局长的意思,因为他学的是中文专业,原来又搞过文字工作,所以干这个比较合适。裴京还是分管办公室和业务处。

    办公室工作是比较难搞的。一位干了十八年的老办公室主任说,做办公室工作要做到四句话:要像牛一样拉套,要像狗一样看家,要像猪一样愚蠢,要像骆驼一样忍气吞声。而文字工作又是办公室工作中的等而下者,为什么?因为管车辆的可以公车私用,还能揩点汽油;管接待的能吃个不要钱的饭,临走还能给老婆孩子捎一点;管购置办公用品的能够落点回扣。管文字工作的除了能贪污几本稿纸外,别的就捞不到什么好处了。所以机关里谁都不愿意干这个苦差事。

    秦局长已经上班了,他找任凭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任凭的事是组织上集体研究的,因为他刚到局里,好多情况不熟悉,所以他并没有参与更多的意见。他希望任凭不要消沉,年轻人栽了跟头不要紧,只要及时地爬起来,就不可怕。任凭听那意思无非是让自己不要嫉恨他,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实际上任凭心里明白,这事肯定是裴京干的,因为他是分管局长,秦局长刚来,肯定会充分听取他的意见。

    任凭上班的第二天,秦局长就把他找去。——干文字工作常常是这样的,一把手直接安排工作。说是最近市委书记要来城建局调研,让任凭准备个文字材料,不要长,但要精。稿子最后由裴京把关。同时,明天要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宣布全局机构人员调整的情况,也要任凭准备一个材料,主要意思秦局长口授了一下,任凭做了记录。后一个材料好办,因为是局内部会上的讲话,况且有提纲作参考,稍加润色就可以了。前一个材料让任凭费了一些脑筋,他毕竟对有些情况不熟悉。任凭翻看了原来管文字工作的那个同志交来的材料,只觉得头昏脑胀,怎么也进入不了角色。他原来干过这种工作不错,但是那从来不是自己的意愿,都是被逼无奈才干的,就像现在自己的处境一样。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将材料理出个头绪,但是也写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所以就胡乱找了几个材料剪剪贴贴,凑成了一篇约五千字的汇报材料,交给打字室去打印了。

    第三天的会议宣布了机关机构和人员调整的的具体方案,要求新调整的人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在两天内到新的岗位上班。机关的处室由原来的十个调整为十六个,其中编委批的十二个,局内设的四个。局长由原来的一正三副调整为现在的一正九副,加上专职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正县级调研员、副县级调研员,局领导班子一共十六人。到规定年龄的同志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局里工作又离不开,决定这些同志除不再担任原来职务外继续返聘到原来的处室。别的任凭没有注意,只是听到原办公室主任李正任业务处处长,张亮任副处长。办公室原副主任程振鹤任办公室主任,任凭任办公室主任科员。副书记宣布完任命以后,秦局长就开始念任凭写的讲话稿了,什么机构改革的意义了,什么大家要服从组织原则了,什么要搞好方方面的关系了,全是大道理。任凭自己听着就厌倦起来,坐在后面的人也开始小声议论。

    “这叫什么机构改革?说是减员多少多少,越改人越多了。”坐在任凭左边的一个理着平头的小伙子说。

    “都是为革命工作那么多年了,不让谁吃饭呢?改革就是让老家伙退下来,给年轻人让让路罢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头发半白的男子说。

    “这下热闹了,这么多领导,怎么分工呢?再说,谁干活呢?”小伙子说。

    “这不是咱考虑的事,只要发的钱多,都当局长我都没意见。”白发的男子说。

    会议结束后,整个机关就像蚂蚁行雨一样动起来,房间内、走廊里桌椅擦地的尖利的声音此起彼伏,人们的吵吵声就像是大规模上访者冲进了大楼。任凭已经先期到位,所以不存在搬家的问题。他泡了一杯茶,拿起当天的报纸看起来。他看报纸,喜欢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发现目标后再深入进去。报纸上有两条消息引起了他的关注,一条是人事局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近期内市直机关要通过考试录用五百名公务员,年龄三十岁以下,学历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工作与否不限。因为机构改革减员刚结束,所以现在录用公务员就显得有点滑稽。可能人事部门高瞻远瞩,考虑到公务员队伍的年龄结构问题。另一条消息是下岗女工刘咏梅勇斗歹徒,获见义勇为奖五万元。任凭感慨万千,同时也倍感欣慰。这个刘咏梅肯定是柳钦佩的老婆无疑,因为报纸上刊登的有照片,从照片上看,她打扮得相当时髦,面对镜头神采飞扬,估计她已经在她的行当里站稳了脚跟,否则不会那么光鲜。消息说,有一名持枪男歹徒冲进银行,抢劫了十几万元巨款后逃窜,正好被路过的刘咏梅碰上,于是不由分说就追了上去,歹徒在逃跑的过程中向她连开两枪,都没击中她,最后歹徒的子弹打尽,逃进了一个家属院,终于被勇敢的刘咏梅生擒。任凭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那个“为了避开命运的鞭挞,找一只洞穴和一块墓碑躲起来”(蒙田语)的同学柳钦佩。他虽然是须眉丈夫,却不如一个柔弱女子勇敢坚强,恐怕他到阴间也不会有大的作为,估计也是一个怯懦的小鬼吧。

    下午老庞没来,这些人很自由,几乎不受任何人控制。任凭坐在办公室里出神,那张翻了几遍的报纸就像嚼干了水的甘蔗,再也没有什么味道。电话一般一天不会有一个,上班这几天他就接到过一个电话,那是秦局长找他写材料的。也没有什么人光顾他的办公室,不像过去,办事的人能将他的门槛踏破。任凭四顾茫然,打开抽屉胡乱地翻看着。抽屉里有那三个女人写的三封信,还有成雁送给他的像册和书。他看看这封信,又翻翻那封,几个女人的形象交替在他面前出现,有的哭有的笑,还有的抱住他的肩头撒娇。唉,一切都结束了,三个女人都成了昨日黄花,他现在是孤家寡人,身边除了拥有不热不冷的老婆外,什么女人也没有。忽然他空落寂寥的心一沉,眼睛里扑出两滴泪来,他将三封信摞在一起,寻出一个一次性打火机,慢慢地走到墙角的垃圾斗旁边,“嗖”地一声打着了火机,让火苗接触了那三种信纸的一角。在打着打火机的一刹那,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就像自己是纵火犯一样。三个女人从来没有见过面,现在她们的信却见面了,如果这些信有灵,它们会互相鄙视地说任凭是最爱自己的,也许会互相谩骂和攻击,直到打得头破血流为止。女人是最善妒忌的生物。

    信慢慢在那张铁搓斗里燃烧着,任凭看见一股像鬼魂一样的轻烟缓缓升腾,中间里挟着片片纸灰。他觉得这火烧掉了他对几个女人的思念,烧掉了自己过去一段曾经辉煌过的生活。

    电话突然响起来,响声有点像是野地里的幽灵。任凭不慌去接电话,而是拿来水杯将搓斗里的余火浇灭。然后又慢腾腾地走到电话旁,那电话却停止了尖叫。不响正好,省一口热气暖暖肚子更好,任凭想。他正准备离开,电话又响起来,看来打电话的人知道他在,所以打得很执着。

    任凭拿起白色的话筒。原来是李南山。

    “你手机为什么不开呢?”李南山在电话里说。

    “没电了。”他应酬道。实际上是他心烦,故意把它关掉了。

    “晚上出来坐坐吧,给你解解闷。”李南山说。

    “算了吧。我没那心情,烦着哪。”任凭有气无力地说。

    “来吧。你没听说吗?烦恼的人找朋友诉说诉说,烦恼就少了一半。”李南山半开玩笑地说。

    “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就不去了。”任凭仍然懒懒地说。

    “来吧,有事。还有崔子建,好久没在一起坐了。”李南山坚持说。

    “好吧。”任凭总算答应了。

    “六点半,杏花饭店门口见。”李南山说完挂了电话。

    晚上任凭不好意思骑自行车去,打了辆的士去了杏花酒店。他想起自己第一天调到城建局上班裴京就是在这里给自己接风的,酒店的豪华气势依然如故,然而吃饭的人却是两种心情了。

    李南山和崔子建已经在门口等了。他们三人略作寒暄,就走进了大厅。李南山问有没有小的包间?小姐说很抱歉,没有了,大厅里还有一个四人小台,请三位坐那里吧。任凭说大厅就大厅吧。李南山不情愿地跟着服务小姐走去。

    整个大厅已经坐满了人,只有一个角落的小桌子空着。崔子建不禁吃惊地说道:“这不是上次我们坐过的那张桌子么?”

    李南山说:“就是那张。人生从一个起点出发,往往又回到这个起点,起点就是终点。人生的轨迹其实就是一个圆哪。”

    崔子建说:“你说马克思说的螺旋上升是这个意思不是?”

    李南山边坐边说:“道理是一样的,螺旋状不也是一个圆吗?不过他更强调发展罢了。”

    听着他们关于圆的讨论,任凭没有插话。他的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木然地坐在李南山和崔子建的对面。

    李南山让崔子建点菜。然后对任凭说:“老任,还为你职务的事耿耿于怀吗?”

    “有谁能逃脱这些世俗的东西呢?”任凭说。

    “何必呢?官场进退升降是常事。你应该有一种达观的态度啊!”李南山说。

    “谁不知道这个道理呢?只是到时候就由不得自己了。”任凭沮丧地说。

    “是啊。可能你度过这个阶段还有待时日。来,我们两个给你消愁解闷!”李南山说着抓起服务小姐拿来的白酒,倒入三只大玻璃内。将其中的两杯端到任凭和崔子建面前,然后端起杯来和两人碰了碰。三人都端起来喝了一口。

    崔子建端起来酒杯说:“今天一方面对李南山升官祝贺,另一方面也给任凭解闷,来喝!”

    任凭诧异地问:“李南山升官?升什么官?”

    崔子建说:“南山升司法局副局长了。”

    任凭惊奇地叫道:“好个李南山,你真存气呀!”

    李南山说:“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处长都当四五年了,也该轮到了。子建也该祝贺啊,他刚到文艺处当副处长。”李南山看着崔子建说。

    崔子建不好意思地说:“别说了,说了丢人。你们都是正科、副县了,我才刚解决个副科,到老死也撵不上你们了。”

    任凭说:“祝贺二位啊,啥时候你哥要饭到你们门前,别放一条大黄狗来咬我就行啊!”

    李南山说:“说这话的人应该罚酒!咱们三个有福同享、有难同挡,要是在旧社会肯定是结拜弟兄了,结拜弟兄是啥感情?”

    崔子建接着说:“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对,来,干了!”李南山说完,喝了一大口。任凭和崔子建也分别喝了一大口。

    崔子建放下酒杯说:“任凭,我觉得你在文学上很有才气,你走文学创作道路吧,我以后到文艺处了,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阵地,不管是啥稿子,只要和文学有关的,都可以发,保证稿费按最高水平支付。”

    任凭叹口气说:“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这个年龄再改行谈何容易啊!”

    崔子建说:“实际上文学作品这东西有一定的生活后才写得深刻,像湖南那个王跃文,在官场混了好多年,结果写书后一鸣惊人。我们省的张一弓,四十多岁了才真正开始搞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古今中外,多了。要我说,你就写官场的生活,准可以。”

    李南山也说:“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文学本来就是咱们的老本行嘛。我看有很多作家,一本一本地写啊,水平也就那么回事,说不定老任还真能一鸣惊人呢!”

    任凭苦笑着说:“谈何容易啊!那些作品可不是吹口气都成了,那都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才能弄成的东西,以前在调研局的时候还可以,现在已经浮躁了。”

    李南山说:“先树立信心啊,自己先泄劲怎么行呢?来,喝酒,给你打打气!你不能这样消沉下去,你应该站起来。”

    崔子建也说:“记得海明威说过一句话:“人被打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打倒。’这点小跟头算什么?我认识几个人,进去后叛刑十几年,结果坐了四五年牢就出来了,出来后仍然活得很乐观。”

    李南山:“失当,失当。怎么能拿这跟老任比?老任还是正科级嘛。”

    崔子建说:“我这是比喻嘛。”

    三个人说着,一瓶酒就下肚了。崔子建说:“不喝了吧,南山?”

    任凭突然红着眼说:“喝!再拿!”

    李南山和崔子建都吓了一跳。崔子建觉得任凭喝多了,建议说不再拿酒了。李南山说:“喝吧,大不了喝多了把他送回家。”

    于是他们又要了一瓶。任凭拿着酒瓶,给李南山和崔子建各倒了半杯,自己也斟上半杯。然后端起酒杯来喝道:“都喝,什么话也别说!”然后自己一饮而尽。

    李南山和崔子建吓呆了。他们知根知底,任凭大概有四两的酒量,发挥好了能喝半斤酒。现在任凭喝的有半斤多了,况且是一下子喝下去二两多,太猛了。李南山把自己的酒喝完说:“现在谁也不能再喝了,咱们唱歌去!”说着,就叫小姐过来买单。然后从任凭手里抢过酒瓶,放到脚下的地板上。

    李南山付过钱后和崔子建站起来,拉住任凭的左右胳膊,要他走。任凭的嘴里却嘟囔着:“酒,喝酒……李南山当局长了不叫我喝酒……”

    李南山和崔子建出了门,让崔子建扶着任凭,自己去停车场开来了一辆红旗轿车,这是他们局新配的专车。他停住车后又下来,扶住任凭上了车。实际上任凭喝的只有八成醉,并不是烂醉如泥。不过人在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对酒精的抵抗能力差一点而已。

    李南山驾着车,上了一条大路,向南开去。他问崔子建到哪个歌厅去?任凭却抢着说:“月季园!月季园!”

    “月季园早让警方给查封了。”李南山说。

    “查封了?那不是市里一个秘书长开的吗?”崔子建问。

    “秘书长?你知道谁的后台?实际上的后台是管组织的张书记。张书记调走后,管政法的书记批示坚决拿掉这个淫窝和黑窝。这位政法书记和张书记又有矛盾,那位秘书长也挡不住了,结果黑社会老大被逮捕了,店也查封了。”李南山说道。

    “那我们回家吧。再说任凭喝醉了。”崔子建说。

    “你这不是寒碜我吗?说好的事,怎么变卦呢?我看他没事。我带你们去一个新地方。”李南山指了指任凭说,红旗车稍加了一点速度。

    这时任凭突然说:“谁说我……喝醉了呢?我给你们唱个歌听听……”

    说着竟然断断续续地唱起来:

    手拿碟心敲起来

    小曲好唱口难开

    声声唱不尽人间的苦

    先生老总听开怀

    ……

    任凭唱歌竟然比说话来得流利,也许人喝多了酒更善于形象思维。

    李南山说:“我说行吧,瞧,他已经急不可待了。”

    崔子建突然问:“任凭上次离婚,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李南山回答说:“离个鸟啊!还没办成就出车祸了。倒是我最可怜,经过了那么多年又成了单身汉了。”

    崔子建说:“最可怜的是我,你们都有情人了什么的,我有什么?”

    李南山说:“你有婚姻,美满婚姻。”

    崔子建文绉绉地说:“此言差矣。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任凭突然睁开眼问:“李南山,你的那个学妹……情人呢?你干脆……娶了她算了!”

    李南山惊喜地说:“你没醉啊?谢谢,还在操我的心哪!告诉你,我们早就断了,学生妹,不成熟,怎么能做老婆呢?再说我刚刚逃出来,怎么又进这个藩篱呢?要知道,美满婚姻我还没见到过呢。”

    说话间车子就停在一家叫含羞草歌厅门口,李南山让崔子建先扶着任凭下去,自己开着车,将车远远地停放到一家饭店门口,李南山很快走过来了,边走边说:“小心为妙,小心为妙。”

    他们三人几乎是并排走进歌厅,任凭挣脱了两人的搀扶,晃晃悠悠地往歌厅内走去。

    还没到吧台的时候,一个个子高高,身穿华丽服装的女子迎了上来,任凭认出是丽丽。

    “丽丽,你怎么……在这里?”任凭酒又醒了一大半。

    “哎呀,快请进吧,我的大处长。”丽丽一边说着,一边打着请的手势,然后高叫:“三位贵客,小青过来领到楼上去!”

    任凭突然冒出了一句:“我找皎月!”

    丽丽马上说:“她不是告诉你去深圳了吗?”

    “我就要……她。”任凭红着眼说。

    “先上楼,先上楼。”丽丽招呼着大家向楼上走,这时过来一个挺清爽的女孩把他们引向楼上,楼上有一个小玻璃房,里面大约有十几个小姐在那里待客。女孩说:“先生挑吧。”李南山让崔子建先挑,崔子建不好意思。这时任凭又说:“我不要……除了皎月谁也不要。”

    李南山说先去房间,我来挑。崔子建把任凭扶到一个包间,任凭一下子摔进沙发里。

    李南山领来三位姑娘,并对谁陪谁进行了吩咐。一位瘦瘦的姑娘坐在任凭身边,任凭眯着眼推她道:“不是……她,不是她……我要皎月……”

    那位小姐难为情地对李南山说:“先生,你看……”

    李南山说:“他喝多了,你招呼好他。”

    这时任凭嘴里还在不停地喊皎月的名字,慢慢地他就歪到沙发上睡着了。

    “十一”快到了,任凭突然想到自己五一节的时候的辉煌。他现在他所在的楼层是十八层,这一层基本上都是领导,这几天他发现领导的门口人多起来,去卫生间的时候,总是见每个领导门口有四五个妙龄女郎在等候。任凭当然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自己也曾经被这样的造访者包围,从而应接不暇。现在那些已经成为一种回忆,成为一种凝结了的辉煌了。

    这天裴京打电话让任凭过去一趟,他放下电话后走进裴京的办公室,只见裴京一边黑着脸,一边用右手在桌子上摔着自己写的材料说:“这是什么材料?简直是小学生水平!层次不清,句子颠三倒四,数据概念模糊,甚至还有错别字!回去重写,连夜加班,明天早上拿出来!”

    任凭的头嗡地一下懵了,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他真想拂袖而去,从此离开这项工作,再也不受这厮的窝囊气。但是自己现在干的就是这项工作,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他强压住怒火说:“就这么高水平了,看着办吧!”

    “你说这话是不负责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有没有一点党性?回去好好反省反省!”裴京摆出局长的架子来。平心而论,在机关是没有什么严格的等级之分的,人们之所以对上司那么唯唯诺诺,那是因为想有所求,求上司的美言,求升官。如果什么都不求了,那就会生出胆量来。俗话说无欲则刚,一点也不假。任凭现在就处于这个状态,他突然跳将起来,像一头暴怒的公牛,红着眼睛绕到桌子后面,左手上去就抓住了裴京的衣领,一把将他提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像吐出一串钢蹦似地说:“姓裴的,你别欺人太甚,你别忘了,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你自己做了事,还往我头上栽,你是不是人?你知道不知道,成雁因为你她……她自杀了!你良心有愧没愧?”

    裴京突然被眼前这种景象弄傻了,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嘴里结结巴巴地说:“你……胡说……什……么?我不知道……我……”

    “你少装蒜!你心里最清楚,你的眼睛正面看我,别往旁边看!”任凭厉声说。

    裴京的眼睛似乎遇到了强光,眼睛看一下任凭后马上就离开了。嘴里说道:“你别胡闹,你冷静点……”

    “我冷静得很,我真想揍你一顿,但是你披的还有一张局长的皮,恐怕你下不来台,明白不明白!”任凭说着,左手往下一丢,裴京重重地摔在了皮椅上。这时保安等人听见这里的吵闹声跑了进来,把任凭拉开了。

    任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气还没有完全消下去,老庞摘下眼镜不解地问任凭发生了什么事,任凭也不好跟他说什么,只是应酬了一句“没什么”就开始慢无目的地翻桌子上的报纸。

    看了一会儿就觉得实在无聊得很,干脆拿起成雁赠给他的那本《辛弃疾词选》,起身走出办公室,进电梯,下电梯,来到大街上。最近他常常看这本词选,渐渐地又找回了在调研局时的感觉,那种遁世的、游离于古圣人心中的感觉。读一个人的书,就是跟这个人交谈,就是听这个人讲话。法国思想家蒙田就说他有三种交往,除了与男人和女人交往,最重要的是与书交往,因为与书交往可以让一个人受益终生。

    任凭看看表,才下午四点半,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到哪去呢?回家吧,实在没劲,自从他的腿好了以后,他和妻子就恢复了出车祸以前的状态,两人不热不冷地相处,一般是乔静做饭,做好饭就例行公事地叫任凭一声,任凭也例行公事地去吃,吃完了自己觉得应该干点什么,于是就扭开水龙头刷锅,刷完锅就去卧室兼书房看看书,妻子看电视,女儿做作业,三个人就像是马路上的几个车道一样互不相扰。以前当处长的时候,自己晚上不是出去喝酒,就是在娱乐场所泡,现在猛地闲下来,还真是不太适应,所以他觉得家实在是一个既令人爱又令人恨的地方。人确实离不了家,像上次自己出车祸,没有家没有乔静的照顾是不可想象的;好了以后又觉得还不如自己一个人清净,省得闹哄哄的心烦意乱。任凭这种感觉实在有违道德,稍加思索就可以将他驳倒。

    他顺着一条大路慢无目的地向前走,不久就到了那个熟悉的、曾经令自己脸红心跳的小花园。他慢慢踱进去,一股清爽的草气迎面扑来。西边天空中的云杂乱无章地排列着,就像是一块画布上突然泼上了灰色的颜料。太阳躲进了那灰色的后面去了。园中的草已经显出秋日的疲态来,叶梢部分干枯焦黄。惟有园中一角的那片竹林,仍然显出高风亮节,与往日无异。任凭踏上了那条石板路,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成雁在这条石板路上走的情景,他们试图在石板路上齐步走,却怎么也走不齐。好象预示着他们同走这样中间有沟壑的小路本身就很荒唐,掉进沟洼里那是必然的。他沿着石板路慢慢地走进那片竹林,突然惊飞了许多麻雀。他们“喳喳喳”地叫着,好像那里就是他们的家,任凭的闯进打破了它们平静的生活。任凭看到自己曾经和她相拥相抱然后她又像小鸟一样惊飞的地方,不禁潸然泪下。斯人已去,唯竹尚存,岁月几何,变化如是,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过了好久好久,任凭才恢复了平静。他翻开成雁留下的那本《辛弃疾词选》,找了一首《鹧鸪天》,轻轻地吟哦起来:

    欲上高楼去避愁,

    愁还随我上高楼。

    经行几处江山改,

    多少亲朋尽白头。

    归休去,去归休,

    不成人总要封侯。

    浮云出处元无定,

    得似浮云也自由。

    是的,人为什么总要苦苦地追求封侯呢?做一个平民百姓,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像闲云野鹤一样自由自在,不也是一种境界吗?那么自己还在耿耿于怀自己的处长位子干么呢?浮云是一种境界,大概成雁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她已经变成缭绕于美丽的九寨沟青山绿水间的一朵浮云。

    “十一”悄悄地过去了,任凭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没有人给自己打电话,没有人上门找他,也没有人邀请他出游。他带上女儿到动物园转了转,女儿高兴得直在他的脸蛋上亲。还是自己的亲骨肉好啊,自己付出的并不多,但是得到的回报却很多。

    “十一”过后,一场秋风一场秋风地刮,天气慢慢地便冷了。这天下午下班任凭没有骑自行车,沿着大路旁边的人行道向家走。天气阴沉沉的,就像是谁欠他二斗豌豆还他二斗羊屎一样地哭丧着脸。北风刮着,树上的梧桐叶子洒洒地落下,就像突然断了线的风筝,歪歪斜斜地栽下来。走着走着,不觉走进了中心广场。春天时万木峥嵘的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衰败的、萧索的气息。门口的那两棵高大的栾树,叶子已经落了一半,就像是一只正在蜕毛的鸡那样难看,白花花的种子挂在枝头,宛如鸡的肠子一般。龙爪槐的叶子几乎落尽,虬枝真像剔掉肉的手指。就连那平时最为多情的垂柳也无力地低垂着,就像是一位参加吊唁的老者。任凭不禁轻声吟道: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

    草木摇落而变衰;

    憭慄兮,

    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

    送将归……

    任凭走着,就要走出广场的大门,忽见一条毛白似雪的“京八”溜地而来,就像下面安着轱辘一样。那狗身上已经穿上了灰色的棉马甲,狗脖子上一条绳子攥在一双冻得红红的如玉笋一样的手中。任凭只顾看那狗,却听那狗的女主人说道:“这不是我的老主顾吗,为何有这雅兴徒步游览广场啊?”

    原来是荆棘!她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一身浅灰色的职业装,显得很精神。任凭不禁诧异地问道:“你的车呢?”

    “车?送给别人了。”荆棘牵着狗,尽量控制着它前行的速度说。

    “说得很轻巧,那是你的生活来源啊。”任凭问。

    “你不想知道送给谁了吗?”荆棘突然问。

    “原价转让了呗,那能送给谁?”任凭顺着她的话说。

    “送给歹徒了。有一天两个男青年坐我的车,到郊区就抢我的车,我很平静地让他们开走了。我丢了车,保了命。”荆棘尽量平淡地说。

    任凭恨得咬牙切齿地说:“现在犯罪分子太猖獗了,逮住非杀头不足以平民愤!”

    “但是,”荆棘揽住那只四处乱嗅的狗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参加了全市公务员考试,并且顺利通过,明天就要上班了。”

    “你考上了哪单位?”任凭不禁问道。

    “城建局。不知道那单位怎么样,听说机关里斗得很厉害,我真担心适应不了那个环境。”荆棘说着就向广场中心走去。任凭和她聊着,不知不觉跟着她走起来。

    “城建局?”任凭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咱们真的有缘哪,明天咱们就是同事了。”

    “真的?”荆棘又惊又喜。

    “真的,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任凭感叹说。

    “以后还得请你多关照啊。”荆棘客气地说。

    “未必能关照得了你啊。”任凭眼睛深邃地望着远方,“我现在是下台干部了。”

    “以前只听说宦海沉浮,没想到现在真的碰上了。那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荆棘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嚓”地撕成了两半,一半放到身边的长椅上,另一半递给任凭,自己坐到了长椅的一端。

    “唉,怎么说呢?听说过胶柱鼓瑟这个词吧?我现在的工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任凭坐在长椅上说。

    “那又何必呢?为什么不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呢?”荆棘扭过脸来问。

    “哼哼,”任凭冷笑着,“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那么轻松吗?你看咱们西郊的大厂,很多职工都下岗了,这些职工有摆地摊的,有打零工的,有到处打游击卖洋肉串的,甚至还有当三陪的。难道他们都喜欢他们的工作吗?生活所迫啊!他们得活着,活着就要去挣扎。人们干的事有多少是自觉自愿的呢?”

    “看来我还是对机关这个层面的人了解得少。我以前只是羡慕那些‘上班熬够钟头,工资月月不愁’的公务员生活。不像我们开出租的,一个小时不干,这一个小时就没有工资。”荆棘说。那条“京叭”看到了一个贵妇人牵着一只同类过来,兴奋得摇头摆尾,跃跃向前。

    “荆棘,记得你是学历史的?”任凭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是啊。就是有一位名人调侃的那个‘恋爱有趣如小说,婚姻无聊如历史’的历史。”荆棘自我解嘲地说。

    “那倒不一定。历史是封存的小说。”任凭反驳着这种观点,然后又转变话题说,“你研究过中国知识分子出世入世的问题没有?”

    “也知道一点皮毛吧。”荆棘谦虚地说。

    “那么是出世好呢还是入世好呢?”任凭就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遇到了圣者。

    “我的阅历浅,我说不好。不过从历史上看,两种处世态度都有它的缺陷。纯出世的哲学,即道家,往往容易放弃对现实的努力,逃避现实,到纯精神的境界去寻求安慰;而纯入世的哲学正好相反,往往太实际、太势利,而缺乏一种美感,从而让人伦为粗俗。最好的办法是两者兼而有之。”荆棘说。

    “怎样做到两者有机地融合呢?”任凭又虔诚地问。

    “那就看个人的悟性了。悟性好的人能够像游鱼一样,闷了就浮到水面上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后就又到水下寻找食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当然能达到这种境界不容易,如果谁能将中国的出世入世态度结合得好,那他就是中国的圣人了。”荆棘分析说。

    “你说这些都是大道理,像我现在的状况怎么办呢?”任凭已经真的把荆棘当成了圣人。

    “你炒过股票吗?”荆棘问。

    “没有。但我知道一些股票的原理。”任凭答。

    “股市上有蓝筹股和垃圾股,你现在买到了垃圾股,跌了。如果现在卖掉,肯定赔得一塌糊涂。怎么办呢?那就是赶快购买蓝筹股,这样就可以摊平成本了。”荆棘说。

    “有点懂了,有点懂了……谢谢,谢谢……”任凭点头说着,起身向广场的中央走去。荆棘手里的白狗亲热地向他追过去,但却被狗绳牢牢地拽住了。

    此时从广场东北方向的上空压过来一大片乌云,任凭看见那云低低的,向前冲得很快,况且变换着姿势,好像还猫着腰。任凭觉得一场雨雪就要来了,自己该回家了。果然还没有走到大门口,大如黄豆的雨点夹杂着晶莹如玉的雪粒就下了起来。他将上衣往腰间里了里的,回头望了望雨雪中的广场,脑子里突然冒出两句古诗来:

    夕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丘平 2002年11月3日至2003年2月15日草成于郑州市兴华南街寓所,2003年3月25日改毕

    自跋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一篇获奖的答词中,引用了犹太民族一句古老的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那么这位全能的上帝笑什么呢?我的理解是笑人类的愚蠢。世界广袤无垠,人在大自然面前纵横踢腾,对自然的作用又如何呢?在上帝看来,不过是像我们看两只蚂蚁争一块腐虫的身体而已,对宇宙的物质世界影响实在是小而又小。就像美国作家哈特费尔德说的:“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思索,因为我们是人,人有思想。

    自从我生而为人那天我就开始思索了。那时我思索的是母亲的奶水,尽管现在说这些玄而又玄的事情犹如痴人说梦,但我仍然那样认为。孩童时的思索是玩耍;高中时我思索的是如何刻苦努力考上大学,以跳出农门;大学时我又思索如何度过这犹如逆旅的一生。曾经热血沸腾,蔑视伟大的文学,对孜孜不倦地写作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雕虫小技,跃跃欲试地去参与政治,以求得到一官半职,从而夫贵妻荣,光宗耀祖。然而等到我在宦海中挣扎时,却发现自己不善此道,屡遭呛噎,几度窒息。我开始思考,思考我的选择。

    正像尼采的“永劫回归”的论断一样,我又回到了我的真爱。我爱文学爱得发疯,当我读一本欲读之书,作一篇欲作之文的时候,总是觉得神清气爽,热血澎湃,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种无以名状的幸福感传遍了全身。人生天地间,无非是追求最大的幸福,而幸福是一种心灵的感受,是纯粹个人化的东西,而与别人的看法无碍。自己追求功名,无非是想让别人看看自己多有能耐,自己努力去投机钻营,做所谓的人上之人。然而,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静下心来沉思,却发现自己除了得到了虚荣以外实在没有别的什么。自己为什么不能照自己的心性去活?台湾作家杏林子说过:“年少的时候,我们差不多都在为别人而活,为苦口婆心的父母活,为循循善诱的师长活,为许多观念、许多传统的约束力而活。年岁逐增,渐渐挣脱外在的限制与束缚,开始懂得为自己活,照自己的方式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不在乎别人的批评意见,不在乎别人的诋毁流言,只在乎那一分随心所欲的舒坦自然。”我要为自己活,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我夜以继日地写作,干干而努力,因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如果有人问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最想干什么,他可能会回答说:征服世界;若问到苏格拉底,他则可能说:按照人的自然状态过人的生活。很难说是前者对或者后者错。一个人,不管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只要能够活出了自己的心性,就算不枉此生。鸭子在水里比旱地里自在,而鸡则正好相反。

    我爱我生活的这块土地,我的血脉筋骨全是她赋予。我更爱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人间的其他情怀。我也曾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是他们,曾经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但是现在我爱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们,不管是原来爱过的还是恨过的。我生为人,我爱人。不管他们对我做过什么,甚至企图加害于我,我对他们都予以原谅。不知道这叫不叫大慈大悲,我追求这种境界。

    真爱可以生文。我不大同意文以载道的说法,不载道也可以成文。有时动物也是艺术家,可惜它们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蝈蝈发出吟唱,没有什么理由,也不是为了娱乐世人,而是发于自然。驴的仰天嘶鸣,那是因为它胸中有股郁闷之气,一鸣而后快。我写这本书也是如此。

    我上高中时喜欢上了文学,并试着写点东西。父亲是个读过私塾的教书人,对我的举动非常赞赏,并指引我调整了人生的方略,使我上了大学,并且选择了语言文学专业。但是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干什么讨厌什么,所以当我进入大三的时候就偏离了原来选定的人生目标,梦想着走上仕途,文学上操的心不多。当同学们纷纷参加形形色色的文学社团,热烈地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我却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功利色彩去研究政治、哲学和宗教。毕业分到了郊区的一家单位,非常世俗地过了几年。后来见到报上刊登招考公务员的消息,兴奋异常,潜心复习,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当我漂浮的心沉下来的时候,总是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厌恶。厌恶自己的虚荣,厌恶自己的庸俗,厌恶自己所做的不能给自己带来丝毫乐趣的工作。*

    我的角色是一个刀笔小吏,终日伏案疾书,重复着枯燥乏味的同一样内容,一趟趟地往领导办公室跑,看着他们或阴或晴的脸色,一遍又一遍地改。看着那堆工作总结、工作要点,经验介绍等等公文,就像看着一张张死人的脸。但是并不是付出总有回报,在挖空了心思写成了黑黑的像苍蝇一样的文字,恭恭敬敬、如履薄冰地送到领导的案头时,他们往往是圈圈点点,划得一无是处。有些东西实在不合他们的口味。而我又生性木讷,不会讲些顺耳的好话,所以常常在局促不安中接受训斥,出了门又忘记了他们说些什么。我的宿命中实在没有做官这一阙,自己偏偏要补上这一阙,所以搞得自己就像第三道纽扣扣到了第二道的扣眼上,滑稽而又难看。我就像在一辆于崎岖的道路行驶的牛车上看一本佶屈聱牙的书,没有看懂内容,反而搞得头晕眼花。

    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想对自己曾经经过的令我厌恶的生活说点什么,我发现正是这种生活造就了现在的我。也许正是我厌恶的生活给我带来了人间的至乐。一条河流,经过乱石险滩,经过千折百回,终于流到了辽阔的平原,复归于平静。这是一种提升,一种灵魂的升华。这经过了荆棘、山谷、岫岩的平静河流,较之那本来就平静地躺在那里的湖水要深厚得多,博大得多。我现在就是这条平静的河流,这没什么可以夸耀,它太平静,平静得近乎郁闷。郁闷得心中有了块垒,块垒非除之不快,于是便有了这部小说。

    记得贾平凹说过,做文章的人就是一个匠人。我小时侯曾经是一个篾匠,我会编席。常常是我们兄弟几个一溜摆开,划上界线,大家席地而坐进行操作,苇篾如金蛇狂舞,像是进行一场无声的比赛。二哥编得最好,他的货在集市上卖得最快;三哥次之;惟有我编得最差,只好留作家用。就编席而论,要编一张好席,一要有好的苇篾,鲜亮,柔韧;二要有好的手艺,纹路顺畅,边角整齐。我的手艺不行,篾子也不知好坏,但是有编的冲动,编得不好算了,权作自家用吧。

    丘平

    2003年1月30日凌晨